摘要：2007年10月，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防治污染，修复生态，2008年初，“国家环境与健康计划”启动。正当中国长期积聚的环境问题有待政府从“转变发展方式”入手予以治理的时候，年初的冰雪灾害和后来的汶川地震使人们在救灾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同时，救灾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志愿者，乃至国际社会和世界公民社会基于善治理念的合作，也为此后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借鉴。而年末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人感到环境治理面临的巨大难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恶果有些是难以逆转的，因此，治理时不我待。
2008年，人类的历史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一切对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能感知、负责任、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予以关注。
在中国，环境持续恶化的总体态势并未遏制，环境事故和环境灾害不断出现。在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面对的，已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环境问题——它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在历史即将进入2008年之前，由全球180多个国家和超过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列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曾预示了这一点。
国内，同样是在历史即将进入2008年之前，执政的中国的将“改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治理环境污染”，以及“修复生态”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究其根源，执政理念转向“以人为本”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来自民间的声音与行动，以及现实的环境问题、环境事故、环境灾害的临迫，都起着作用。
2008年，在中国是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开始的——年初，冰雪使得中国南方数省几近瘫痪，铁路、公路交通和供电中断，死129人，失踪4人；《国务院关于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报告》，2008年4月22日。5月，汶川大地震，死69227人，失踪17923人，伤37万人。
灾害，不都与环境相关，但环境、生态问题却可以成为灾害发生的诱因，可以加重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环境、生态问题又往往与灾后的次生灾害（环境污染）相关联，继而加大灾害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环境、生态问题，不但影响着活着的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成本，恶化了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还直接伤害人的健康，残害人的生命。环境污染，正使得病患增加，由污染而致的疾病对人口总体死亡的贡献日大，甚至影响了人类的生殖能力——使越来越多的人生殖能力下降，甚至是不能生育。《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在进入2008年的前一个月制定出来，中央政府部际联合工作领导小组在2008年的第一个月成立，不能不说是正应其时。
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由卫生部、环境保护部、发改委、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等近20个中央部、委、办组成。针对“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而环境污染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平衡破坏以及公众健康危害，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要将“环境与健康列入政府优先工作领域”，“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确保环境和健康得到有效保护”，提出要制定饮用水、室内空气及电磁辐射、土壤生物性污染标准，解决“重点环境化学污染、环境电磁辐射等人体负荷检测和健康影响特性评价”问题，建立饮水安全、空气污染、土壤环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健康监测网络，建立公共场所卫生和特定场所生物安全监测网络，开展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监测，健全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信息共享与服务系统,为决策、管理、研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
每一个关心自己健康和生命，关心自己的同类的健康和生命的人，都应该关注环境、生态问题，从现在，从自己做起，尽力去挽救我们的生存空间。
2008年，我们面对的环境、资源、生态问题主要是：气候变化；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与酸雨；土壤污染与耕地减少及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和光污染；辐射及其他污染，以及森林、草原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气候变化，在2008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在谈及气候变化时，可以追溯到50年来甚至是100年来的变化。“从1986~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6月。而2007年中国的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3℃。国家环境保护部：《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8年6月5日。
气候变化导致华北、西北、东北降水减少，华南、西南降水增加；华北、东北干旱，长江中下游、中国东南洪涝等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对人的生活和生产的影响明显加大。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
中国未来的气温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依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预测：中国的年平均气温将继续升高，在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增加的同时，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海平面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由此导致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发生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资料显示：1994~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至2004年，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二氧化碳的贡献占83%，甲烷占11.8%，氧化亚氮占5.4%。
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总排放量却居世界第二位，且有可能在今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位。
在中国，因人类活动而影响到气候变化的第一因素是煤炭的采掘和在发电、取暖中的使用；第二是对森林的采伐；第三是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对石化产品的使用；第四是废弃物堆放或者是自燃的气体释放。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危害首先是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淡水资源匮乏，炎热、干旱、洪涝、风暴等气象灾害频发，森林、草场火灾增多，沙尘暴和荒漠化加剧，进而可能影响到疾病流行、粮食产量波动和一些物种的灭绝。对世界而言，还将影响到两极冰雪、冻土消融；一些城市及岛屿国家被淹没，厄尔尼诺现象更加频繁、强烈和持久；非洲等大陆海岸的地理状态被改变，相当数量的人口饮用水和粮食匮乏；20%~30%的动、植物种面临灭绝。
谈到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判断及政策回应，我们还须注意到另一种声音的存在：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科学院院士、郑州大学教授霍裕平在一年前于“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全球变暖’恐慌是炒作”，“中国政府不应为此降低能源消耗”
水脏了（水体污染），水少了（水资源匮乏），水混了（水土流失），以及在某些时候水多了（洪涝灾害），已是在中国一般人都能感觉到的影响人们生存质量，甚至是生存本身的严重问题。
中国的江河湖泊、水库及引水工程、地下水、海洋长期处于被污染状态，导致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合格的饮用水源日益匮乏；甚至在个别地区、在一些时段，出现当地无水可饮的现象；饮用水污染和因水污染造成的粮食蔬果和水产品等食品的污染等，还导致了患病和死亡的增多。
2008年6月发表的官方报告称：“七大水系总体水质与上年持平”，意即水污染的状况改观有限。全国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其中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长江水系的岷江眉山市段为重度污染，黄河支流为重度污染，渭河下游西安段和渭南段、湟水河西宁下游段、汾河太原段和运城段、北洛河渭南段、涑水河运城段污染严重。七大水系197条河流407个断面中Ⅳ～Ⅴ类水占26.5%，劣Ⅴ类水占23.6%。即Ⅳ类、Ⅴ类、劣Ⅴ类水共占50.1%。而更新的数字是：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范围内的地区，Ⅳ～Ⅴ类水质占59.49%。
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至2008年，全国75%的湖泊均呈现富营养化，28个国控重点湖（库）中，Ⅳ类水质的4个，占14.3%；Ⅴ类水质的5个，占17.9%；劣Ⅴ类水质的11个，占39.3%。即Ⅳ类以下水质的20个，占71.5%。具体而言，太湖、滇池、白洋淀、达赉湖、洪泽湖水质为劣Ⅴ类，巢湖、南四湖为Ⅴ类，洞庭湖、鄱阳湖、镜泊湖、兴凯湖为Ⅳ类；在城市内湖中西湖（杭州）、东湖（武汉）、玄武湖（南京）、大明湖（济南）为劣Ⅴ类。
大型水库中，崂山水库、门楼水库为劣Ⅴ类，大伙房水库、于桥水库、松花湖水库为Ⅴ类。
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个监测断面中，Ⅳ～Ⅴ类水质的占40%，劣Ⅴ类水质的占30%。
Ⅳ类水即不能饮用、身体不应直接接触的水；Ⅴ类水即不宜用于工业，只可用于农田灌溉的水；劣Ⅴ类水即农田灌溉也不能用的水。但这些水在实际上往往在不应用的领域中广泛应用着。
同样，官方报告称：在渤、黄、东、南四海中，东海整体为重度污染。渤海的辽东湾、渤海湾、黄海的胶州湾、南海的珠江口为重度污染。
在全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占62.8%，比2006年下降4.9个百分点；三类占11.8%，上升了3.8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占25.4%，上升了1.1个百分点。海水污染是更加严重了。
反映陆源污染物入海状况、污染事故等的最新权威数据是：169个入海河流断面的水质总体较差，河流污染物入海量大于直排海污染源污染物入海量。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为：高锰酸盐443.21万吨，氨氮84.15万吨，石油类6.02万吨，总磷24.97万吨。707个日排污水量大于100吨的直排海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综合排污口的污水排放总量为41.59亿吨。各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41.49万吨，石油类2842吨，氨氮50560吨，总磷4812.8吨，汞0.23吨，六价铬27.13吨，铅14.5吨，镉2.24吨。沿海发生船舶污染事故107起，海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73起。全海域共发生赤潮82起，其中有毒赤潮25起。
出现在淮河流域等地的因水污染而成“癌症村”之说，经官方传媒中央电视台等报道，广泛受到关注，卫生部系统和原国家环保总局的合作调研，结果尚未发布；而2006年末的事件和2007年夏发生的太湖、滇池、巢湖等水域的蓝藻事件因直接造成受害地无法从原水源取水，须从别处调水解决当地居民的生活之用，而给政府和居民都造成极大压力。致使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还召开了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松花江流域水污染工作。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太湖流域水环境问题依然严重，边治理、边污染现象依然存在，水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发展。会后，修订了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注入20亿元，无锡决定“举全市之力”；设33个监测点加强监测，实行交叉检查和飞行检查；各级党政“一把手”分别担任64条河流的“河长”；官员问责；关停污染企业900家；以及无锡取水口向太湖湖心延伸3公里，另从40公里外向无锡引长江水，以“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水质黑臭和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事件”。在松花江则开展了水污染防治“753”专项行动。
2008年在太湖等地水问题相应得到较好解决的同时，安徽、云南、长江流域又出现了问题。安徽巢湖蓝藻面积大于前一年同期，巢湖水质持续5个月重度污染。
作为云南九大湖泊之一的阳宗海，砷浓度超标，致云南省政府在9月立即发出禁令：禁止饮用阳宗海的水，禁止用阳宗海的水游泳和洗浴，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产品。
在长江支流香溪河则出现水华，使湖北兴山县禁止人畜饮用河水，禁止食用水华发生河段的鱼类。人们担心三峡库区和长江流域汛期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水污染，对此，中央政府也把针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作为工作重点。
饮用水或生活用水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远未解决。官方报告显示：重点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未达标率为14.34%。另外，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为51.95%。4个直辖市的城市生活污水未集中处理率平均达到31.12%。在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城市生活污水未经二级处理且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城市有46个。而全国重点工业企业废水排放不能稳定达标的占10.67%。吐鲁番（新疆）、二连浩特（内蒙古）、福泉（贵州）、阆中（四川）、白城（吉林）、吉首（湖南）、庆阳（甘肃）等相当数量城市的重点工业企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率不足40%，工业污染控制任务仍十分艰巨.
至于农村，我们面对一些除专家外一般人不好理解的数据。卫生部称：“全国（不包括西藏）农村改水受益率为91.06%”（此前还曾达93.1%），而环境保护部长、水利部长则称：“３亿多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这使得中国在履行自己对联合国千年目标的承诺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造成大面积水污染的原因是：纺织染整、化工、造纸、钢铁、电镀、食品制造酿造等工业废水和采矿业的废水未经处理的排放（仅全国煤矿每年洗选煤废水就达4000万吨，全国煤矿产生各种废污水占全国总废污水量25%），生活废水未经处理的排放，未被农作物吸收存于水中的化肥、农药和流入或存于水中的养殖业饲料、固体废弃物等露天堆放雨淋后有毒有害物质渗入水中。此外，采矿、采石也会造成水体污染。
至于海水污染，除源于陆地向海中的污水排放、工业废弃物和放射性物质的影响外，还有大气污染物的沉降和石油泄漏的作用。
水污染的危害是：伤及人的健康，造成患病增多，甚者危害生命。“根据卫生部2007年的报道，癌症已经上升为五大慢性病之首。城市污染和环境恶化是引起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 “长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种类达到五十多种，嘉陵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种类达到六十多种”，“有机污染物一般都具有毒性，可能干扰生殖系统，甚至致癌”.而前述“蓝藻水华的次生代谢产物MCRST能损害肝脏，具有促癌效应”，通过饮水和食物链致害于人。
海洋污染危害造成赤潮频发、红树林被破坏、海产品产量锐减，以及人因食用海产品带来的健康受损。
水污染还引发国内跨行政区划的纠纷或国际争端；引发件——此类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则在1995-2005年间增加了11倍，2006年和2007年每年达70万件左右。
与水污染同时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水资源总量减少，用水量增长（2006年水资源总量比上年减少8.9%，用水量比上年增加1.5%）。2007年四川严重春旱，十余万人依靠送水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
中国的江河径流量在减少，湖泊数量和面积都在减少（1949年以来“已经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天然湿地面积在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当中国相当多的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都已依赖地下水时，官方的报告显示：在对169个城市的监测中，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因开采强度持续走高，地下水位仍呈下降态势；对71个城市的深层地下水位监测中，总体呈下降态势的有21个。
全国有地下水降落漏斗212个，其中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136个，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65个，岩溶地下水降落漏斗11个。有明显变化的降落漏斗主要分布在受地下水开采影响较大的华北、华东地区。中国已有16个省市，70多个城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天津、上海、广州等，均因地下水过量开采，大型建筑物群加重地面负载，加速地面下沉，已造成海平面相对上升，海岸后退，咸潮入侵。
官方报告称：在影响空气质量的各项数据中，以颗粒物年均浓度计，污染较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宁夏、浙江、四川、北京、江苏、湖北、内蒙、陕西、甘肃、辽宁、湖南、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重庆；以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计，污染较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山西、贵州、内蒙、云南、重庆、湖南、河北、新疆、广西、甘肃、安徽、河南、辽宁、陕西、浙江、江苏、天津；以二氧化氮年均浓度计，浓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新疆、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
2007年“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二氧化硫为2468.1万吨，烟尘为986.3万吨，工业粉尘为699万吨，均比2006年有所下降”。
酸雨分布主要在长江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区域，包括浙江、江西、湖南、福建、重庆等地及长江、珠江三角洲。在监测的500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有281个，占56.2%；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的城市171个，占34.2%；酸雨发生频率在75%以上的城市65个，占13%。
在监测的地级城市中，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占3.4%，达到国家三级标准的占36.1%，二级标准的占58.1%，一级标准的仅占2.4%。
重点工业企业烟尘平均排放稳定达标率90.94%，但乌苏（新疆）、桂平（广西）、额尔古纳（内蒙古）、福泉（贵州）、吴川（广东）、庆阳（甘肃）等诸多城市的重点工业企业烟尘排放稳定达标率不足20%。
重点工业企业二氧化硫平均排放稳定达标率为90.73%，但乌苏（新疆）、潞西（云南）、吴川（广东）、二连浩特（内蒙古）、宿州（安徽）、白山（吉林）、福泉（贵州）、六安（安徽）等诸多城市重点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稳定达标率不足20%。
重点工业企业粉尘平均排放稳定达标率为90.16%，但和田（新疆）、界首（安徽）、二连浩特（内蒙古）、福泉（贵州）、普洱（云南）等诸多城市重点工业企业粉尘排放稳定达标率不足10%。
一项具体的研究展现了在采掘业中煤炭的开采对中国大气质量的影响：煤炭开采、运输和利用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煤炭开采中释放的矿井瓦斯（主要是甲烷）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气体之一，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2005年全国煤矿的瓦斯排放量153.3亿立方米，相当于22亿吨的二氧化碳。
仅国有煤矿煤矸石山就有1500余座，其中长期自燃的389座，自燃中产生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
我国有煤炭贮存场6000多个，多为露天，缺乏防尘降尘设备，每年产生煤尘1000万吨左右，运输中又产生煤尘1100万吨。
煤炭燃烧是中国最大的空气污染源，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85%，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80%都来自燃煤。
“灰霾”——《南方周末》曾以“城市灰霾天年夺命三十万”的标题报道，提出：“目前实行的空气监测标准还是1996年制定的，严重落后于形势。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没有列入监测指标，而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国际通行的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的悬浮微细粒子。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20微克。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以下，有5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100微克以上的空气中。”姚忆江等：《城市灰霾天年夺命三十万，专家吁严防雾都劫难重演》，2008年4月2日《南方周末》。
研究气溶胶的权威专家吴兑也通过传媒作出解释：工业化初，城市大气污染物主要是发电厂、水泥厂和各种工业炉窑直排的粉尘；其后，第二个时期是二氧化硫、硫酸盐污染时代，空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是发电厂和工业窑炉排放的二氧化硫，在大气中发生化学作用氧化成硫酸盐，也就是变成了硫酸盐颗粒物；而第三个时期是大气复合污染时期。中国的特殊发展路径和方式使前述污染压缩性地集中出现。他警告说：“每个人都是吸尘器”，每人“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的空气”，持续下去“细粒子污染对身体的危害要比切尔诺贝利核辐射严重”。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主任宋宏则说：污浊的空气，会“穿透”人的呼吸系统，首先是鼻咽部，接着是气管，一些毒性物质能渗入肺泡里溶解，一些不能吸收的毒性物质则粘在肺细胞的表面，而那些被溶解的毒性物质又将随着人的血液对人的器官包括心脏造成损害。“如果同一部位反复发炎，也有癌变的可能性。”
陈士杰等研究人员对整体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资料与大气总悬浮颗粒物年均浓度资料的分析结论是：肺癌死亡率与9年前总悬浮颗粒物的灰色关联度最大。
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赵越博士对2004年1月至2005年9月北京市8个城区、近郊区的死因数据、大气污染和气象数据的分析结论是：大气污染对北京市民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死亡影响分别为每天增加41和59人。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张远航认为：“城市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二氧化硫，而是光化学烟雾、细粒子的复合大气污染问题。”
中国气象局王强强调：“如果许多城市的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排放量依然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这些城市的空气将很难保证人类的正常呼吸。”
在中国，目前珠三角、四川盆地、长三角、京津冀、东北平原地区灰霾天的状况比其他地区严重。
棕色云团——《财经》杂志报道：2008年1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中国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区的上空已经被棕色云团所笼罩。这种污染不仅带来大气能见度下降，还造成居民健康受损等一系列问题。
所谓棕色云团，是指状如云团、以细颗粒物为主出现在对流层中的一大片污染物，其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以及沙尘等。
棕色云团与灰霾所反映的大气状况其实是一回事，但灰霾可能只影响某一城市，而成片的棕色云团，却可能覆盖更为广阔的区域，如被称作“亚洲棕色云团”的棕色云团，当时出现在印度洋、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南部的上空，厚度约3公里，总面积相当于美国陆地面积大小。
棕色云团危机再次提出了在中国处于空气质量国家标准之外的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问题。以2007年1月19日长三角地区罕见的空气重度污染为例，当日上海市空气中PM10和PM25浓度已达每立方米744微克和466微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推荐值是“日平均浓度不宜超出每立方米50微克和10微克”。在上海当日的环境下，人会感到呼吸困难，完全不适合居住。被中国现行标准忽略了的PM25细颗粒物，不仅可以进入血液，影响肺部组织，从而诱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甚至可能引起癌变。
棕色云团不但危害人的健康，而且还可能会改变东亚季风模式，进一步加剧近年中国“北旱南涝”的局势；加速喜马拉雅等地冰川的融化速度。
棕色云团中的黑碳气溶胶和硫酸盐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燃煤和焚烧农作物秸秆等富含碳燃料形成的。目前，中国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黑碳排放国。
奥运大气污染控制——2008年奥运北京空气质量优良率为100%；至11月30日，北京市提前实现全年“蓝天目标”（256个蓝天，占全年天数的70％）。
为此，在此前成立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协调小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省、市及国家环保总局、环保局、奥组委、中石油、国家电网等均参与工作。经过了“7年的努力”，仅北京就“在环境保护方面总共投入了1400亿元资金”顾瑞珍：《北京市7年投入1400亿元兑现绿色奥运承诺》，新华社，2008年7月12日。，按实际投入应为1490亿元，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13页。中央政府机关更制定了《奥运期间北京和协办城市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预警监测方案》。在北京及周边5省市冶金、建材、石化等重点企业和行业“制定了详细的奥运期间暂停生产和减排方案”。150多家重污染企业在“奥运期间暂停”。张淼淼：《北京奥运期间污染减排措施准备就绪》，新华社，2008年7月15日。终于使北京申奥时的环境承诺“全部实现”。
奥运会后，一些报刊文章和公众言论提出：奥运会后，北京环境能否持续保持？生活在其他城市的人，能否同享和北京相同的环境？
土壤污染是比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更难治理的污染。土壤中的农田污染会因直接导致农作物被污染而危害人的健康。“据估计，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约20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1/5”。
中国当前的农田污染，是与中国特殊的在上个世纪所走的抑制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的道路和在其后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格局相关联的。分散的个体小农耕作中化肥农药超量施用；规模小、浪费资源、污染大的乡镇企业；受城市影响改变了生活方式而无法像城市那样处理的生活垃圾；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等，造成了“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的严峻局势。国家环境保护部：《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8年6月5日。而农村和农田的污染又通过农产品输入城市，影响更广大的人群。研究表明，不止农药残留于食品，生长于被污染环境的禽畜和水产品等也多含有毒有害物质。
官方报告称：中国的耕地2007年比2006年减少0.03%，园地减少0.04%，林地减少0.002%，牧草地减少0.03%；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1.11%，交通运输用地增加2.05%，水利设施用地增加0.37%；耕地净减61万亩。
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土壤养分状况失衡，耕地缺磷面积达51%，缺钾面积达60%。肥料施用总量中，有机肥仅占25%。工矿企业‘三废’对农田土壤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视。依然存在耕地占优补劣现象。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与新开垦的耕地质量相差2～3个等级。
仅从查处数字看，“以租代征”、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工业用地、未批先用土地就有330多万亩——如果考虑到非法占地不可能全部查处，问题将会更严重。
同样，官方报告称：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其中：水蚀面积占17.18%，风蚀面积占19.9%）。
此外，中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263.62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达173.97万平方公里。民间的表述是：“沙尘暴和沙化土地一直在不断地加剧和扩展之中，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土地沙漠化的面积每年扩展1560平方公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末每年扩展3460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近60年，沙漠面积已由15亿亩扩大到25亿亩，已有66.7万公顷耕地、235万公顷草地和639万公顷林地变成流沙。荒漠化年均扩展速率达4%以上。由于风沙的影响，许多地方人畜已失去生存条件，成为‘生态难民’。”“更为可怕的是，青藏高原已成为新的风沙策源地。青藏高原荒漠化土地已达50多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的20%，比上个世纪70年代净增4万平方公里，增长率超过8%，青海湖正日渐萎缩。”
采矿、采石、淘金、采药、烧制石灰、水泥、烧砖，都会加重土壤的污染，减少耕地，加剧水土流失。一项具体的研究展现了在采掘业中煤炭的开采对中国土地的影响：在中国，每采1万吨煤，平均0.2公顷土地塌陷，全国煤矿累计采空塌陷面积已超过70万公顷；每采1亿吨煤，造成水土流失影响面积245平方公里；每采1000万吨煤，因土地塌陷等须迁移2000人。
而来自官方的比较好的消息则是：到2008年，“全国已有20%的荒漠化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至2008年，“五年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152.6万公顷”.
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废物的危害是：传染疾病；诱发癌症；污染土壤、水源和大气。
官方报告称：2007年中国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75767万吨，其中排放量占068%，贮存量占13.7%，处置量占23.5%，综合利用量（含利用往年贮存量）占62.8%。
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079万吨，其中排放量占68.2%，贮存量占14.27%，处置量占32%，综合利用量（含利用往年贮存量）占60.2%。
另外，全国城市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平均为92.26%，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1.89个百分点，但是仍有8个城市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不足20%。
全国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平均为94.71%，2007年比2006年下降了1.01个百分点。有31个城市未按要求进行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其中，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的有14个。
全国“城考”编者注：“城考”是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简称。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6758%，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有158个城市生活垃圾未按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其中，属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的有38个。
全国“城考”城市医疗危险废物集中处置率平均为7363%。有155个城市医疗危险废物未按要求进行集中处置，其中，属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的有61个。
在参加“城考”的城市中，山西、辽宁、黑龙江、海南、新疆5省（自治区）50%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未按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辽宁、湖北、贵州、云南、甘肃、西藏6省（自治区）60%以上的城市医疗废物未按要求进行集中处置。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值为87.94%；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平均为83.48%。
城市的垃圾处理已成痼疾。2008年，中国的地方政府曾为垃圾堆放散发恶臭向居民道歉。此前，垃圾也曾散入长江，浮满三峡坝内。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还使垃圾问题凸显于农村，出现“垃圾围村”现象。“包围”农村的垃圾主要有四类：一是生产垃圾,二是生活垃圾,三是建筑垃圾,四是医疗垃圾。垃圾不处理固然有害，填埋也会产生甲烷、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以往，人们较少提及的是采掘业产生的废弃物——包括采矿、采石，及相关的石灰、水泥烧制。在中国，仅煤炭开采每年即会产生相当于当年煤产量10%的煤矸石。目前，全国存储的煤矸石已达到36亿吨，占全国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40%以上。
另外，其他采掘业也会产生大量废弃物，2008年因隐瞒责任事故和隐瞒事故死亡人数而披露的山西襄汾塔山矿区废弃尾矿库垮坝事故（发生于9月8日，死亡267人）和山西娄烦尖山铁矿排土场垮塌事故（发生于8月1日，死41人），最初都以“自然灾害”见诸权威传媒报道。而在后来和“责任事故”、“隐瞒死亡人数”同时披露出来的，是“目前全国有9000多个尾矿库，这些尾矿库当中一半以上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这些库大部分是病库、危库、险库”。采掘业的废弃物不只污染环境，还可能直接杀人害命。2008年，从官方报告看，仅政府取缔、关闭建于禁建区内的和整改无望的尾矿库就有约1000个，被整治的约1500个.
对待废弃物怎样处置，在2008年也给了我们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台州是滨海城市，矿产稀少，没有冶炼企业，现在却年产230万吨有色金属。
多年前，当地人开始做工业垃圾等废旧电器的回收时，以强酸甚至剧毒氰化物来溶解提取贵金属。在这个过程中，有毒重金属与化学物质会通过沉降或雨水冲刷进入水、土、空气之中，危害人的健康。对污染之害的认识和工艺的改进，使台州“洋垃圾”照进（台州现在是世界上进口废旧电机最多的城市，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在日本、俄罗斯等国设有办事处），国内废旧金属等物照收，一个由40多家企业组成的废旧金属回收再利用产业，在告别污染的前提下，向市场提供着铜、铝、不锈钢等价廉物美的材料。用当地成功企业家丁国培的话说：“世上没有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而已”。、等党政领导人也曾对之赞扬、鼓励。
2008年，政府还开展了医疗废物申报登记试点工作，开展了重点打击向中国非法转移废物的行动（“补天专项行动”）。
影响人们生活的噪声污染主要表现为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噪声和其他社会生活噪声（如高音喇叭、装卸货及多人大声喊叫等）。
官方报告称：在对区域环境噪声进行监测的350个城市中，中度污染的占1.4%，轻度污染的占26.6%。
在对道路交通噪声进行监测的353个城市中，重度污染的占0.9%，中度污染的占1.1%，轻度污染的占5.7%。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轻度污染的占7.1%。
在对城市功能区噪声进行监测的175个城市中，夜间监测点次不达标的占359%，昼间监测点次不达标的占15.3%。
容易被忽略的是纺织、机加工等职场噪声，它往往对工人（现在主要是农民工）的健康造成损害。经常被投诉而在实际上又难以解决的，是城市中的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噪声。
“迅速城市化的中国正在迎接噪声污染的爆发，城市规划的无序和住宅建设的低质量又让该问题加倍严重”。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心王江华教授指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中，有超过约100万市民受到交通噪声的影响。上海夜间噪声超标路段已占总干线%以上。而穿越城市的火车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
光污染会对人的角膜和虹膜造成伤害，抑制视网膜感光细胞功能的发挥，引起视疲劳和视力下降；干扰大脑中枢神经，进而影响人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人工白昼会破坏人体正常生物钟，伤害鸟类和昆虫，影响动植物的正常生长繁殖。还有人认为夜间工作者的褪黑激素水平低与他们患某些癌症的概率高有直接的联系。
近来较为人们关注的是城市建设中的玻璃幕墙的大量采用难以制止。而对同样影响人的健康的城市人工白昼及商场、娱乐场所，甚至是家庭装修中的过强光设置，则关注不够。
关于辐射环境：按照官方报告“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关于核电厂周围电离辐射，“浙江秦山核电基地周围关键居民点部分环境介质中氚含量有所升高，广东大亚湾/岭澳核电厂排放口附近海域海水氚浓度高于对照点，但其对公众产生的附加剂量贡献很少”。
“极少数铀矿山及水冶系统周围环境个别监测点放射性核素浓度偏高。部分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当地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电磁辐射污染源增长迅猛，局部环境存在超标现象，但总体上电磁辐射环境质量仍然较好。个别电视广播塔、中波广播发射台周边环境敏感建筑物部分点位环境综合场强超过公众照射导出限值40V/m”。
2007年发生“较大辐射事故1起，一般辐射事故23起”。“未发生一级以上的安全事件或事故”。政府“投资4.13亿元建设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并对各地收贮的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进行最终处置”。
2007-2008年，民间反对上海磁悬浮事件，尚无结果；山东乳山、湖北咸宁大畈、湖南桃花江等核电项目，也为人关注。
2008年汶川地震，“部分退役构筑物出现开裂现象，部分放射源被埋或出现严重安全隐患。核与辐射设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于室内、车内等人的活动空间环境：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建筑物所在地土壤中的氡浓度、各种材料有害污染物含量，以及室内、车内等人的活动空间的空气有害污染物含量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放射性污染物氡、化学污染物甲醛、氨、苯及总挥发性有机物等，表现于非金属无机材料中的镭含量、人造板中的甲醛含量、涂料和胶合剂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游离甲醛含量、阻燃剂、防水剂、防腐剂、防虫剂等处理剂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游离甲醛含量。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指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可形成臭氧的有机化合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到大气中会刺激眼睛、形成烟雾和毒性氧化剂（尤其是臭氧）。
另外，对服装制作和洗涤中的污染可能给人的健康造成的危害也在人们的关注之内。
森林的主要功能是：供给氧气；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为人类提供木材。
人类无节制的发展导致森林面积消减，一些树种灭绝。由此造成的危害是：森林涵养水源功能破坏；物种减少；水土流失以及因二氧化碳吸收减少而导致的温室效应。
中国政府在1998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2003年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政策。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2003年6月。至2008年，宣称：“全国累计植树造林4.6亿亩，年均造林9000万亩。全国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9.5％上升到35.1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6.49平方米增加到8.6平方米”；“五年累计退耕还林、植树造林3191万公顷”。同时强调：中国“依然是一个少林缺绿的国家，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生态问题仍较突出，巩固和发展国土绿化成果的压力很大”。
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各种林业投资经营方式随之而起，、亿霖、东朝旭林业等“合作造林”案件先后浮出水面。像林业系统单位（省林科院）侵占由自己管理的国有林地（约2000亩）参与违法伐树建房，其他政府机关下文10余次都无法阻止施工的贵州“福海生态园”案等，仍在各地持续发生着。
草原的状况是：官方报告称：全国各类草原近4亿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41.7%（是森林面积的2.5倍，耕地面积的3.2倍）。2007年重点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为33%，较2006年下降1个百分点。而青海、甘肃、新疆、四川、西藏的超载率分别为38%、38%、39%、39%、40%。
2007年草原违法案件15677起，破坏草原面积162万亩。在15677起草原违法案件中，立案的占案件总数的87.5%，结案的占85%。
另外，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中国北方草原已向北退缩约200公里，向西退缩约100公里；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近年每年减少约150万公顷，这种趋势还在持续。最主要原因在于“对草地资源的管理失当”，形成“草地退化和牲畜生产性能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片面追求牲畜头数，忽视牲畜个体生产性能”，致使中国这个草原资源大国“草地畜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却微乎其微”。
湿地（包括沼泽、湿草地、浅水湖泊、河流湿地、浅海滩涂及人工湿地）：中国共拥有湿地面积6590多万公顷，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0%；湿地自然保护区260处，总面积1600多万公顷。
城市湿地基本于城市发展中消失，农地开垦和居住区、工业区扩张也使得大量原来的自然湿地变为干地，水坝的兴建使大坝以下湿地萎缩，养殖业、工业废水、废渣、生活污水和化肥、农药等有害物质的入侵，使湿地环境污染，水质降低，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一些物种因失去生存空间而灭绝或濒临灭绝。这些，带来了中国湿地面积的急剧萎缩。
2008年，中国政府新建国家湿地公园20个，累计全国国家湿地公园已有38个。总面积36万公顷。号称国内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呼兰河口湿地的恢复，也列入2008年政府建设行动，计划恢复湿地面积125公顷（工程总面积19262公顷）.
关于生物多样性问题：最不幸的消息是白鳍豚久经找寻不见，作为种群可能已经灭绝。野生华南虎因“虎照”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了无踪迹。同样是照片作假，时人为藏羚羊的命运深度担忧——青藏公路的滚滚车流和伺于入藏铁路藏羚羊通道的捕食者，使藏羚羊的命运更加令人担忧。
官方报告称：中国“约有4000～50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此外，针对外来物种入侵，中国政府已建立了120种外来入侵物种信息数据库，对10种危险性农业入侵植物进行调查后称：“灭除入侵生物效果达到65%以上”。
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遗传多样性减少（遗传信息总和包含在生物基因内），物种多样性减少（动植物种灭绝）和生物系统多样性减少（森林、草原、湿地、水生生境遭受破坏），其后果的严重性怎么评估都不会过高。
2008年，党政领导系统、企业、媒体与新媒体、政协与人大、专家、公众，特别是民间环保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都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作出了回应。这些回应有些是积极的，是以往所没有的，但总体而言，仍是不足的，特别是各方在回应上的合作和协同行动明显不够。
特殊的经历、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使党政领导系统在中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2007年10月，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促进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文明”；要“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以“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被解释为与“以人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相关。
此后，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今后，应“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此前，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过：“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2008年，党政领导、、习等在一系列国际会议和论坛表示：要落实“巴厘岛路线图”，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履行自己的减排承诺；提出要“推动完善全球环境基金等现有资金机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积极探讨建立有效的技术转让和推广机制，实现技术共享，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气候和环境友好型技术”；要“确保能源安全”，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积极行动。
还提出了“在灾害面前的人类安全问题”。提出：“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加剧、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绝不能动摇，行动绝不能松懈”。
中国在中央一级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府共安排418亿元用于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008年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为太湖、巢湖、滇池以及三峡库区、小浪底库区、丹江口库区水环境治理划定目标和时限，并提出加强洪泽湖、鄱阳湖、洞庭湖和洱海等水环境保护。
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组建环境保护部等的决议。中央政府环境保护专门机构由国务院直属机构的“总局”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分的“部”。
6月1日，国务院限制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2008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全面推开。目标是查清全国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处理设施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量、排放去向，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污染治理水平和污染治理费用等。
2008年，政府已制定的行政法规计4件，法规性文件计8件，环保部（含总局时期）规章4件、规范性文件5件，其他部委规范性文件8件，此外，还制定了大量的专门性的或者技术标准。此外，国务院批复包括三峡库区污染防治规划在内的“十一五”重点领域规划。国务院审议通过《全国城市饮用水源安全保障规划（2006～2020）》，要求环境保护部门“取缔关闭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排污口，依法严厉打击二级保护区内的违法排污行为”；发布《国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针对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灾害，政府主管部门下达了一系列抗灾救灾、防止污染的文件，防控预案、方案和技术指南。
主管部门积极推进自2007年开始的以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绿色证券、环境税收等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将企业参与环境保护建立在新的制度和机制上。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2008年6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明确列举了必须通过环保核查的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造纸、纺织、制革等14大重污染行业，涵盖上百个企业类型。这一举措对于抑制污染行业上市融资，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效果。
另外，2008年仅1~9月，环境保护部就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11起，比2007年全年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还多1起。李有军：《中国环保仍需警钟长鸣》，200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据《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共处置突发环境事故110起，其中，按事件等级划分：特点事件1起，重大事件8起，较大事件35起；按引发事件的类别划分：由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39起（35.5%），由交通事故引发的28起（25.4%），由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的14起（12.7%），由自然灾害等引发的29起（26.4%）；按污染的对象划分：大气污染占55.5%，水污染占30.9%。
与之相关的是，环境保护部下属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进行的2008年“中国公众环保指数”调查显示，有76.4%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公众对各类环境问题的满意度“全线”下降；政府环保行为的满意度得分只有56.74分。
据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数字，中国大致有企业350万家。作者注：另有一说，中国的“中小企业总数已超过430万户”.此外，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数字，个体经营户数为3921.6万户。
1999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协议计划”，并于2000年正式启动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全球协议计划”中的9项基本原则中，有3项与环境相关，这就是：“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主动增加对环境承担的责任”和“鼓励无害技术的发展与推广”。
但是，中国的特殊发展路径、社会结构、法律规则和政府的管理方式，都使得中国企业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的作为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由企业行为造成大量环境污染事件。2008年，环境保护部为财政部、商务部等提交了这方面的企业黑名单。而民间发布的企业污染信息，自2004~2008年，累计企业水污染2.9万条，大气污染1.2万条。2008年当年上榜的污染企业即达一万余条，与官方的查处污染企业1.5万家大抵相符。
其中比较突出的，如2007年12月2~22日，贵州黔南三利公司违法排污，致都柳江上游水体污染，17人砷中毒，约2万人生活用水困难。2008年1月1日，山西太原华原化工有限公司硫化氢中毒事故，死3人。1月8日，阜新市自来水污染，涉及居民2636户，1139人去医院治疗。3月，广州白云区床垫厂含有亚硝酸盐的污水进入生活饮用水管，造成41人中毒。6月12日，云南昆明齐天化肥有限公司硫化氢气体逸出，死6人，重伤2人。8月26日，广西宜州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装有甲醇、乙炔、醋酸乙烯的储罐发生爆炸，死亡20人，疏散1万余人。9月15日，上海农药厂发生除草剂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9月22日，湖北阳新化工厂废水泄漏，11公里水港被污染，沿途5个村农田灌溉受到影响。10月，广西河池市检查出砷超标人数达到450人，其中4人确诊为轻度砷中毒，等等。
其次，相当多的企业不但违反法律超标排污，且不按法律的要求公开自己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一些跨国公司则利用中国法律所规定的要求低于发达国家，而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在位列全球500强的15家有生产型工厂的中国企业中，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宝钢、中远4家公司公布了自己的有关环境的详细数据；在登上“福布斯中国顶尖企业（非国有）排行榜”前10名中设有生产型工厂的8家企业中，只有东方希望1家公司公布了旗下一个项目的污染物排放信息。
一批国际知名企业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没有像在其注册国或在其他国家那样主动在官方网站公开具体工厂的污染物信息，包括埃克森美孚、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气、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东芝等名列全球100强的企业。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有积极的行动。2008年，《人民日报》辟专栏表彰了在节能减排上作出贡献的鞍钢集团、华能集团、中国铝业、中国建材集团、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南方电网、华电集团、攀钢集团、中化集团、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公司、中化重庆涪陵化工公司等13家大型中央企业。
也有一些企业，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能源，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积极作为。如青岛碱业公司和华电青岛发电公司合作，以碱厂副产品“白泥”替代电厂使用海水等脱硫，既实现“白泥”有效利用，又使电厂节能。银川太阳能试验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可达68万千瓦时，可节约标煤305吨，减排二氧化硫4.27吨、氮氧化物1.09吨。内蒙伊和乌素风电场累计发电超2766万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16万吨，减少有害物质排放8万多吨,节水近31万吨。福建南平投资2.4亿元建成鸡粪发电厂，年可向当地电网提供168亿千瓦时电量，等等。
中国化工相对于“达标排放”，给自己提出“零排放”的目标。决心加大环境保护投入，解决技术问题，实现企业生产对天然资源的完全循环利用。中国化工表示：“承诺‘零排放’，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以努力追求“无限地减少污染物和能源排放直至到零”的目标。
2008年10月，兴业银行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赤道原则”要求金融自律，在融资业务中考虑到社会和环境问题。目前实行“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已占全球项目贷款联合融资市场总份额的90%以上。
此外，三星中国、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东陶（TOTO）公司、佳能公司、广汽丰田、戴尔公司等许多企业开展了多种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和项目。
2008年1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叶如棠说：15年，8万记者，播发20多万篇稿件，就是在环境和生态方面与违法行为进行较量和斗争的过程。
主流传媒中，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新闻和谈话节目，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周刊”、“今日关注”等都有相当数量的揭示环境、生态问题的报道或评论。报刊发表的有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报道和评论也会通过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网，以及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进一步传播。《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新民周刊》、《瞭望》、《南风窗》等刊物，《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在关注环境和生态保护上体现了职业良知和专业精神。
2008年，央视和凤凰两大电视台同时注意到了水问题。央视的大型专题片《水问》和凤凰的系列电视专题报道《江河水》都在这一年播出，产生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等对于广西河池砷中毒等环境污染事故，有较好的报道。此外，《南方周末》的《奥运青岛VS浒苔：一场猝不及防的战斗》、《上海磁悬浮被指电磁污染》、《瞭望》的《“限塑令”的全民利益》、《财经杂志》的《北京7月20日起单双号限行》，也都产生积极和广泛的影响。
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2.53亿人，移动电线万，在传统媒体受体制限制的情况下，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在信息传递、舆论表达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公民报道者”的概念即被提出，上了《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公民报道”的内容即与环境、灾害事件直接相关。2008年，又出现了“公民记者”的概念。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舆论导向”不同，互联网、手机是一种公共平台，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源头，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与互联网、手机短信间形成了新、老媒体互动，加大了信息传播和意见传达的作用。
网络舆论主要表现在信息和评论通过互联网发出后的“跟帖”、“网络论坛/BBS”和“博客/个人空间和签名档”等。在中国，有423%的网民，即1.07亿人开设了博客/个人空间。由此，形成了“新意见阶层”，仅人民网“强国论坛”注册用户即83万；常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网民是这样一个群体：35岁以下的占78.8%，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9.2%，月收入2500元以下的占68.6%，在企业工作的占36.9%。“新意见阶层”中又形成一些活跃人物，成为集中表现“沸腾的民意”的“意见领袖”。新、老媒体间的交互和共同作用，对报告提出的公民知情权、表达权的实现，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8年，全国人大制定和修订与环境、资源相关的两部重要法律，即《水污染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和实施，将生态补偿法制化、“区域限批”合法化，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制约，赋予环保部门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显示了环境法律明显“硬”化。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为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法律保障。因而，2008年可视为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前一年修订的《节约能源法》在2008年4月起正式施行。《食品安全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的制定和修改，均按立法规划进行；《海岛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法》的制定，也在准备之中。
人大、政协是国家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中国法律规定：人大为立法机关，代表30人方能提出议案；政协是政治协商机关，委员个人即可提出提案。议案进入会议审议；提案则由政府机关办理。此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还可以将社情民意转达于政府，提出意见或者是建议。因此，人大、政协“两会”的提案和议案，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公众的环境问题关注点，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与状况。
2008年，全国人大各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250件，其中相当数量涉及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矿产资源等环境、生态及资源问题方面。《代表议案办理凸显民生为本》，200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2008年，全国政协由委员提出、经审查立案的提案4663件，其中环境资源类为96件，约占2%，包括：环境类15件，资源类45件，能源类36件。政协委员关注的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生物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资源垄断经营体制的改变和资源价格不能反映生态环境破坏修复成本的问题，制止煤炭资源浪费问题；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及对输出的资源征收生态补偿费问题；在生态脆弱资源输出区实施资源补偿政策问题；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问题（此类提案超过20件，占能源类提案2/3以上）；新能源汽车的开发研制问题，以及发挥社会力量在环保中的作用问题。
派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民进中央以党派名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题为《长江上游水电开发要考虑对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提案，提出长江上游水电无序和过度开发问题，认为如果目前长江及其支流规划的水电站全部建成，则长江及其干流将面临全部渠化或者部分渠化，将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2008年9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就民进中央的提案，表示全国政协常委会将对长江上游水电站过度开发问题进行调研，并将调研结果报国务院。邵秉仁说：水电无序开发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地方政府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影响到环境平衡，对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形成挑战；并指出：目前已经建设运营的长江上游水电站，有的获得了发改委等部门的审批，有的甚至就没有批准。
专家在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专家同时也是社会成员，这种身份的重合，要求他们不只在狭义的专业领域内工作，当社会的重大公共事务关联到自己的专业问题时，严守“遵从自己学科专业思考逻辑和标准，不为任何外部因素干扰”的立场，为社会提供相关问题的专业解释和建议。
不管在什么时候，专家的解释和建议都应该是个人的，这种解释和建议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一定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所左右的。只有当主张各不相同的专家意见都能同样地无阻碍地呈现在公众、传媒和决策者面前，大家都能够相对理性地对待不同的专家意见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和法治的社会。
2007年，厦门市投资108亿元、可给当地带来800亿元以上GDP的PX项目，就是在专家、政协委员和民众的合力下，改变了政府决策，改为异地建设。在这一事件中，厦门大学的赵玉芬教授（化学）、袁东星教授（环境科学）等5位院士和105名政协委员中的专业人士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2008年，一些重要的专家意见补充了我们对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针对大气污染，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吴兑说：我国目前主要控制硫和氮排放的环保政策，会顾此失彼，比如国家强制执行的脱硫政策，在具体实施上很容易把二氧化硫转换成二氧化碳，从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污染。要想对大气污染标本兼治，脱硫后还应进行碳捕集和碳固定，封存到废矿井和深海中，既减少二氧化硫又减少二氧化碳。我们现在的环保政策好比是弄了一个鱼头，鱼身子和鱼尾巴都不要了，鱼身子是碳捕集，鱼尾是碳固定。
针对辐射污染，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数据，官员表示“3至5米内检测到的辐射量很有限，3至5米外基本没有辐射”。在此情况下，环境保护部门电磁辐射环境影响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赵玉峰教授指出：目前的所谓“标准限值”只是一个“推荐值”，我国至今并未出台磁感应强度的正式标准。按照这个“推荐值”，人即使是站在50万伏的高压线底下，也不会被认为是磁感应强度超标。而工程的设计却设立了25米宽的防护带（按照国外最严格的标准，防护带须留500米以上）。电磁辐射会对人身健康产生影响，已为国际学界所公认；而电力部门反对标准限制的制定，主要是基于工程成本的考虑。
针对水库对地震的影响，地质专家范晓提出：汶川地震的震中距紫坪铺水库库尾岸线亿立方米，按目前认为水库可能诱发地震的7项标志，紫坪铺水库符合上述7项的前6项。参见本书《大地震后对震区大型工程建设的反思》一文。——编者注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紫坪铺水库曾是相当数量专家不同意修建的水库；1990年在工程论证前期，专门做了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汶川地震前，已有四川省地震局专家公开发表了紫坪铺库区台网监测结果，其监测到与地震相关的地质特征，与后来中国地震局专家组对汶川地震震源分析的结果十分相似。因此，认为不能排除紫坪铺水库诱发汶川地震的可能。
中国水电和大坝工程权威潘家铮院士在其著作《千秋功罪话水坝》中也曾说，“水坝的罪恶”有20项，第七项为“诱发地震”。
2008年，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大放异彩的一年。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公民和NGO直接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5?12”汶川地震后，民间环保组织纷纷奔赴灾区，积极投入救援。5月15日，发布关于在汶川地震后救灾中应该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建议。6月26日，针对中央政府提出3个月制定出灾区重建总体方案，四川省提出一个多月完成总体规划和所有专项规划，自然之友、守望家园、绿家园志愿者、北京地球村、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绿色流域、NGO发展交流网、中华爱心基金会、爱心家园义工联等NGO联合致信总理，提出灾后重建不应是恢复震前景象或修成“全新”的、体现“发展成就”的标志物，而应更多体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做好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协调，避免过去“西部开发”和“普九”、“新农村建设”中的不当做法再度出现；灾后重建除房屋和生活生产经营设施的修复外，要重视社会结构的修复和文化传承的接续问题，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的问题。
民间环保组织还组成了民间抗震救灾小组、南都民间抗震救灾协作网络，召开了民间气候变化行动小组震后重建行动策划会议、民间地震后水电评估研讨会、地震灾区重建中的绿色学校建设研讨会等一系列研讨。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实施由红十字基金会资助的“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项目和由南都基金会支持的“乐和家园服务平台”，摸索对灾后重建有示范影响的以生态文明为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自然之友”在灾区开展“灾区饮用水净水援助”、“灾区农村生态厕所建设”、青少年陪伴志愿行动项目的同时，参与在四川茂县建设两所“绿色学校”，并推出《灾后重建绿色学校手册》，基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理念，为灾区校舍建设提供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例如，新建学校应节能节电，尽量就地取材，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采光和通风；避免盲目建设高标准、高成本的“明星”学校；合理制订计划，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避免在建设过程中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避免形成新的地质灾难隐患；等等。
根据社会组织救灾信息服务中心的调查，有90余家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包括社区重建与发展、孤残儿童关怀与救助、儿童心理干预、灾民生计帮助，建设生态厕所、绿色学校等多个领域。
2008年4月，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所审议的法律草案除确需保密、不宜公开的外，原则上都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后，针对政府公开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征求意见稿，民间环保组织提出意见，认为该稿中删去了原有的多条关于公众参与的具体规定，有违促进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本意。
作为响应国家环保部鼓励公众参与的号召，并促进“绿色证券”政策进一步落实的实际行动星空下载站官网，2008年8月，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北京地球村、绿色流域、守望家园、绿色和平等多家环境NGO联名致函国家环保部，揭示金光集团APP旗下金东纸业所属7家企业的8起污染事故，建议暂缓批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金东纸业上市。并致函金东纸业，要求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公开其与环境相关的信息。
2008年7月，绿色流域、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全球环境研究所、守望家园、中国发展简报、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等8家民间环保团体向兴业银行颁发了国内首个“绿色银行创新奖”，以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开展和落实。
在与环境、生态相关的领域，“中国水污染地图”、“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江河信息”、“环境法公众研究中心”、“中国河网”，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的工作积极而富有成效，较有影响。“环境记者沙龙”至2008年已举办100余次，仅2008年当年即举行了13次。
还有一些环境志愿者的行动也值得大书一笔。淮河流域安徽蚌埠仇岗村张功利，带领全村村民一直与当地的污染企业抗争，终于使围绕在村庄周围的化工厂在2008年底关停。浙江杭州萧山的农民韦东英，从原来自己向政府举报企业污染，到开始带领村民做污染调查，不断对钱塘江的污染企业进行曝光。河南周口市的“淮河卫士”霍岱珊，由原来个人对水污染的观测和奔走呼吁，到推动与政府和企业对话，督促企业信息公开、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他的努力下，莲花味精厂已经开始全面整改并实时公布排污信息。霍岱珊因此被评为2008年“中国十大绿色人物”。
区域性公民行动，影响较大的是2008年初上海市民因磁悬浮可能产生辐射影响健康一事到市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散步”。同在上海，闵行区居民因架设高压线，担心电磁污染，数百名居民聚集抗议。成都市民则因为反对在彭州市重新上马大型石化建设项目而“散步”。此前，2007年厦门市民通过反对PX化工项目、北京市民“散步”反对垃圾发电项目，使得“散步”成为一种公民表达和参与的“模式”，专家认为非暴力的“散步”，以及政府积极地和市民沟通，是社会转型中协调不同利益，化解冲突的好办法。
目前，中国内地民间的环保组织大致有500个左右（港、澳、台大致有250多个），学校内的学生环保社团（由学校团委批准成立）1300多个；与环境和生态相关的专业性和行业性的协会和学会约有1200多个。另外，活动在中国内地的国外的和国际的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及与环境、生态保护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大致有近百个。然而，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的生存依然在困境之中，民间组织的“注册难”的问题仍无进展，期待制度创新和突破。
在中国的环境保护领域，还活跃着一批国外、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中有些已通过商业部（或原外经贸部）登记，还有一些虽然尚未注册登记，但已与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这些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绿色和平、保护国际、国际河网、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美国律师协会亚洲法律项目，以及能源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伯尔基金会、乐施会等等。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它们的影响正持续加强。
据非常有限的了解，2008年，国外和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部分工作包括：
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上海市发改委、青浦区政府、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合作保护上海黄浦江水源地及大莲湖湿地生态修复。
绿色和平协助沈阳市环保局制定《沈阳市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绿色和平、能源基金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研究、出版《煤炭的线年因煤炭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外部损失为GDP的7.1%，超过了1.7万亿元。
绿色和平对跨国企业进行污染调查，披露13家跨国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实行中外双重标准。
绿色和平散发《2008北京有机食品指南》和《好木材?好家居》，帮助消费者了解怎样购买有机食品，及不使用非法或以破坏性采伐方式采自原始森林木材制作的装修材料。
韩国“环境运动联合”支持内蒙阿巴嘎旗政府开展为期5年的对已干涸72%面积的查干诺尔咸水湖（沙尘暴源头）的治理，资金来自现代汽车（集团）赞助。
汶川地震后，在中国工作的国外和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都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对灾区的救援，在灾后重建和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地震刚刚发生，绿色和平即深入灾区进行化工厂泄漏排查；保护国际也赶赴卧龙等熊猫栖息地，调查灾情，参与救援和灾后重建。
1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被认识，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目标也已提出，但行动尚未能有足够的跟进
2008年，国际社会把环境问题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但仍缺乏有效的举措。中国政府开展了首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开始实施第一个“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而社会各方面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还不足以产生积极的协同行动和有效的应对。与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调查反映公众认为“环境污染”是排名第三的“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同，权威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持续地将环境问题排在十几项他们认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的第8位（排在前面的是医疗、收入差距、就业、住房、腐败、养老等）.对于“生态环境恶化”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的态度，党政领导干部认为居第一位的只占26%，认为排不上号的占5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党政领导干部对2007~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人们没有认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难逆转的，因循、拖延、不作为，人类将自食苦果。
20世纪环境问题初起时，中国人曾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腐朽社会才会出的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当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在中国时，一般老百姓毫不知情，决策层的回应是在1973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并在1974年决定“五年控制，十年基本解决污染问题”。4年后，1978年又提出：“下决心在1980年底控制住污染，到1985年基本解决污染问题”。现在，时间早已过去，尽管在2007年——1985年后的第22年——中国首次实现了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双下降，但“基本解决污染问题”的目标远未实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总体趋势未能改变，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已构成明显的威胁。这种情势，在官方报告中也被表述为“不容乐观”。
1984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在文件中明确“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1999年，“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了《宪法》；然而，直到2007年，“县级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30%~40%。”语，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现任环境保护部部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行动为什么跟不上国家的政策法律？
2改变行动与目标背离的现状，真正把民生问题放到第一位，解决好作为民生问题组成部分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以人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重视和谐，强调可持续发展，这首先是一种价值理念的选择和转变过去，我们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往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目标不同，发展战略就不同，规划和具体做什么，怎样做，都不同。
当环境与健康作为民生问题的目标提出后，目标与行动之间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原因是发展有路径依赖，社会既有的结构、思维惯性，以及形成的利益格局，都会使行动偏离目标。2008年，奥运在北京举办，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旧有的敌情意识、现实的利益格局，都会加大“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实现的难度——而环境问题，恰恰是全球的，是人类共同的；需要利益、主张不同的人们的共识、合作。各自算账，以邻为壑，不管是在国际、一国之内，还是在不同人群中，都难以解决好环境问题。有人曾提出：环境之所以会被污染，首先源于人心灵的被污染。中国早在2006年即提出中国社会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上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3在民生问题之中，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关系着公民环境权的实现，在这里，既有人与人的平等问题，又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问题
要有一种价值理念的转变，真正“以人为本”，认可、尊重、保护每一个人同样的权利——包括健康权和环境权。民生问题是一个整体，民生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就不算解决。
4目标的改变，出自价值选择和对情势的判断；目标改变后，应该带动发展战略的改变，规划的改变，以及具体做什么，怎样做的改变。中国目前远未完成在目标改变前提下的后续一系列改变
2008年，在中国与环境问题相联系的是灾害。灾害，是对人类而言的。人类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于是，就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对社会而言，灾害却可能由“天灾”和“人祸”叠加；即使是“天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文明、不同的生存（包括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品性之下，其形成和给人造成的危害也可能是不同的，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和方式，更是不同。这就使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要遏制污染，修复生态所需的目标策略应是怎样，而所需的制度条件又是什么？
迄今为止，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大抵是一种“末端治理”。因为在现行体制和人们一般的既有思路之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收益，是即时的，是具体人的，损失则是较长时间才能看出的，一般也是非具体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成本由社会——进而由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负担。而治理污染，修复生态的收益在时间上可能是久远而不确定的，是非具体人的，但投入却要每个人在眼下承担，要与具体人相关的企业、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承担，且不能即时见效。面对保护环境和生态的政策法律，人们——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都尽可能少做，以勉强不至突破底线为要。似乎不意识，达标，也是污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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